即使爱情中的女人，因爱而顺从，因爱而专横同样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体之中，据德里达分析说，唯一的区别就是女人没有结盟与宣战的能力。

这里明显把民事检察的功能与民事审判的功能完全混同，相提并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也明确指出，人民检察院加强诉讼监督，目的是督促和支持有关机关严格依法行使职权，确保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二）民事检察的功能是惩处违法，不是权利救济，因此必须废除权利救济的指导思想，树立惩处违法的指导思想民事检察制度不是权利救济制度。不过，在现行法律对检察职权已经作了许多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能否直接按照宪法中的法律监督概念来行使检察权，还需要再作讨论。具体说来，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同样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居中监督[20]，并做好如下工作：第一，根据申诉人主张和被申诉人答辩确定争议内容和审查范围。民事检察的基本方法是追查和检控民事审判中的违法行为，这决定了民事检察程序包括启动程序、调查程序和检控程序三个主要阶段，并围绕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而展开。本次司法改革中要求申诉人说明（对一审裁判）未上诉的正当理由，更是明确地体现了权利救济思想和当事人主义思想：申诉人如果自愿地放弃了上诉的程序保护权，也就丧失了申诉抗诉权，[15]检察程序就不必再为其提供权利保护。

[22]第四，按照规定程序作出检察决定。民事审判程序中的不告不理、居中裁判、平等保护、举证责任等内容，实际上都体现了这种当事人主义思想。在规范宪法的国家，宪法规范驾驭着政治过程，权力的运作服从宪法规范，此时的宪法犹如一件合身、并且经常被穿着的衣服。

经由宪法的划定和限定，政府管理权便被置于一个可以评判的宪法空间之内，而在此空间之外，则为公民自治的领域。[9] 有论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没有系统论述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如何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扮演法定的角色。若宪法无权威，法治必沦为镜中月水中花。一言以蔽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便是回归法治的轨道。

因此，即便各国宪法设立了不同的国家机关且相互关系有别，各国家机关行使的国家权力大小、范围有别，但所有国家机关的首要职责便是管理社会。在当下，我国公民的个人自由或自我管理的空间被严重压缩，国家相对于作为整体的公民个人来说，其占有的社会管理空间硕大无比。

但这些理由不能否定一点，即社会管理体制本身应该纳入宪法框架，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须在宪法框架内加以设计和实施。[17] 转引自[美]爱德华·S·考文，强世功译:《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1982年宪法延续了这一传统，但略有不同。然则，我国很多行业的管理部门，都强调管理不留空白。

内容摘要：社会管理既包括政府对社会的他治，亦包括公民自我管理的自治。在政党政治的时代，政府显然应指一切掌控公共权力的组织，包括政党。肖北庚：《法律：社会管理创新之准绳》，载《湖湘论坛》2011年第6期。根据自然法的理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之所以联合，制定宪法，形成政治宪法，设立国家机关，旨在管理原子式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形成基本秩序，保障自由、平等和财产等基本人权。

若要实现人权的保障，便必须将政治国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确保公民公社成长的自由空间。事实上，规范宪法与宪政国家在实证的层面具有同义性。

不过，这些规定的主调仍是强调消极的守法义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便是将前者的空间压缩，留下公民自治的空间。

公权力的问题，正是美国宪法产生和变迁的动因。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新任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再次明确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因此，现代国家的全部宪法问题便是如何适当控制国家这个利维坦，以防范其吞噬原子式公民形成的社会。只有将社会管理体制纳入宪法框架，才谈得上依法治国，才可能建成法治国家。人治型社会管理方式的历史惯性，领导者个人的工作阅历、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与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有差距，等等，都可以或多或少为提供一部分解释。这是宪法学的基本常识。

大体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至1999年修订之前的现行宪法，一脉相承，强调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即守法秩序的形成，远未触及以良法之治为核心的实质法治。管理不留空白似乎已被有关公权力机关视为一项运用职权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刘旺洪：《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载《法学》2011年第10期。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的宪法，都是人类社会以公权力为思考对象的结果。

当然，这些国家也是典型的宪政国家。名义宪法则有点像一件过于宽大而不合身的衣服。

这类宪法可以欧美宪法为例。质言之，宪法实施便是社会管理创新。[10] 参见葛洪义：《社会管理创新与法律方法》，载《法学》2011年第10期。在法理上，政府的管理空间是受宪法原则和精神限制的，管理不留空白的口号，其真实法律含义是要求公权力的触手无处不在，可以从田野、街道一直延伸至村民的庭院和居民的楼道，甚至达到住宅的门口和卧室。

否则，社会管理一定会脱离宪法、法律的轨道和法治的要求。与此同时，这部世界上的第一部宪法宣扬了这样的观念：有限政府、高级法律(a higher law)支配常规立法、人权保障和违宪审查的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警告道：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1] 截至2013年1月5日，笔者以社会管理为篇名的搜索显示，中国知网共收录19399篇各类社会管理的研究及报告。

法治国原则要求立法者积极地以宪法和法律限定公共权力，因此，国家立法机关便负有填补法律空白的宪法义务。法治的本意是良法之治和良法至上。

宪法的实施便是宪政，是以宪法限制公权力的政治形态。[21] 参见韩大元：《以宪法理念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载《人民公安报》2011年12月/1日/3版。其次，现行宪法第五条在结构安排上以法制尊严和统一为首，旋即要求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并进一步地明令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原本应该在全部社会管理空间中占有相当比例的社会组织，因为政治环境，无法建立或者难以存续，事实上缺位，其留下的活动空间基本上被公权力所主宰。

而事实是，当下政府对社会管理经常性地脱离法制和法治之轨，此情此景下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更多的是以创新为由的脱法、毁法和违法行为。实践中可能有人士会认为，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各级人大和各级司法机关可配合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总体安排，而他们本身不必担任角色。

[11] [德]拉尔夫·达仁道夫著，林荣远译：《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现行宪法的这些规定建立了基本的管理机构体系，在不同机关间分配了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语义宪法并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化妆，它不以规制权力为主旨，而是执掌权力的宣言和标志。